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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明心学

《传习录》第一卷 徐爱篇 “尽信书不如无书

作者:
  • 2024-04-19
  • 152

正文

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[一]。

先生曰:“退之,文人之雄耳;文中子,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,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爱问:“何以有拟经[二]之失?”

先生曰: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,与拟经如何?”

爱曰:“世儒著述,近名之意不无,然期以明道;拟经纯若为名。”

先生曰:“著述以明道,亦何所效法?”

曰:“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。”

先生曰: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?”

爱曰: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,恐于道无补。”

先生曰:“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?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[三]于世也?天下之大乱,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,则六经不必述。删述六经,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,其间言《易》,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[四],纷纷籍籍,不知其几,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,知其说之将无纪极,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,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,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‘典’、‘谟’以后,《诗》自二‘南’以降,如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[五],一切淫哇逸荡之词,盖不知其几千百篇;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名物度数,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,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中,孔子何尝加一语?今之《礼记》诸说,皆后儒附会而成,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,虽称孔子作之[六],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笔者,笔其旧;所谓削者,削其繁,是有减无增[七]。孔子述六经,惧繁文之乱天下,惟简之而不得,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,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,繁文益盛,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,是出于私意,又不合焚六经,若当时志在明道,其诸反经叛理之说,悉取而焚之,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,文又日盛,若欲尽去之,断不能去;只宜取法孔子,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,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,以为圣人复起,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,只因文盛实衰,人出己见,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,徒以乱天下之聪明、涂天下之耳目,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,以求知于世,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

爱曰: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《春秋》一经,若无《左传》[八],恐亦难晓。”

先生曰:“《春秋》必待传而后明,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?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,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,孔子何必削之?”

爱曰:“伊川亦云:‘传是案,经是断。’[九]如书‘弑某君’、‘伐某国’,若不明其事,恐亦难断。”

先生曰:“伊川此言,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,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,即弑君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?征伐当自天子出,书‘伐国’,即伐国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?圣人述六经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,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,则尝言之;或因人请问,各随分量而说,亦不肯多道,恐人专求之言语,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,又安肯详以示人?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[十]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,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,纯是一片功利的心,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,如何思量得通?”因叹曰: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。”[十一]又曰:“孔子云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’[十二],孟子云‘尽信《书》,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’[十三]。孔子删《书》,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,不过数篇,岂更无一事?而所述止此,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
爱曰:“圣人作经,只是要去人欲、存天理。如五伯[十四]以下事,圣人不欲详以示人,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,如何略不少见?”

先生曰:“羲、黄之世,其事阔疏,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朴素、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,非后世可及。”

爱曰:“如《三坟》[十五]之类,亦有传者,孔子何以删之?”先生曰:“纵有传者,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,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,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,已不可挽,况唐、虞乎?又况羲、黄之世乎?然其治不同,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,于文武则宪章之[十六]。文武之法,即是尧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,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。即夏、商事业,施之于周,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,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’[十七]。况太古之治,岂复能行?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
又曰:“专事无为,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,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,即是佛、老的学术;因时致治,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,而以功利之心行之,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,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
注释

[一]王通,字仲淹,隋朝著名思想家、儒者。卒后,门人私谥文中子一。有《中说》书传世。韩愈,字退之,唐代著名文学家、古文运动领袖、推崇儒家思想,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先导。

[二]所谓经,指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根据传统说法,六经都是孔子撰作或整理、编定的。拟经,指王通续经事。王通《中说》记载,“程元问六经之致,子曰:‘吾续《书》以存汉晋之实,续《诗》以辩六代之俗,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,赞《易》道以申先师之旨,正《礼》、《乐》以旌后王之失,如斯而已矣。’”司马光《文中子补传》云,“文中子王通,字仲淹,河东龙门人。……著《礼论》二十五篇,《乐论》二十篇,《续书》百有五十篇,《续诗》三百六十篇,《元经》五十篇,《赞易》七十篇,谓之‘王氏六经’。”

[三]譊譊(náonáo),喧嚷争辩之声。此有夸耀之意。

[四]自伏羲画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,其间言《易》,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:“自伏羲画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”云云,是讨论《易经》的历史演变。按传统说法,《易经》的八卦由伏羲所作,卦辞由周文王所作,爻辞由周公所作。“其间言《易》,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”云云,是讨论《周易》以外的易学著作。《周礼·春官》云,太卜“掌三《易》之法,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”。郑玄《易赞》、《易论》云,夏曰《连山》,殷曰《归藏》,与《周易》总为三代之《易》。

[五]典谟、二南、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:邓艾民曰:“典谟,指《书经》首数篇之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等;二南,为《诗经》首二辑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;九丘、八索,传说古书名,《左传》云,‘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’。”

[六]孔子作《春秋》,其说见《孟子》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云,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”

[七]笔削,指修改文字。语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“孔子在位听讼,文辞有可与人共者,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,笔则笔,削则削,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。

[八]《左传》,也称《春秋左氏传》或《左氏春秋》,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撰,是一部编年体春秋史,记载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22)至鲁悼公四年(公元前463)间二百六十年的历史,比《春秋》多十七年。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原分为两书,西晋杜预撰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乃将《左传》按年附于《春秋》之后。由于《春秋》叙事极为简单,而《左传》叙事相当详细,因此《左传》对于理解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。

[九]“传是案,经是断”,语本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。案,指审理案件之证言,犹言案卷;断,指裁定案件之结论,犹言判词。

[十]“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”,意为:仲尼的门下,没有谈及齐桓公、晋文公事迹的,所以后世没有流传。(齐桓公、晋文公都属于春秋五霸。)语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[十一]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”,语本《中庸》“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,其孰能知之”。意为:假如不是本来就有聪明圣智、能够通达天德的人,谁能够理解这些呢?

[十二]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,语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阙文,指阙疑不书之文。对孔子此语之解释,历来争议颇多。其大意为:孔子说,我还有幸能见到史书的阙文。

[十三]“尽信《书》,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”,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策,书写所用之木简或竹简。

[十四]五伯,即五霸,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。

[十五]《三坟》,传说为中国最古老之书籍。《尚书序》云: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;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《五典》,言常道也。”

[十六]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,于文武则宪章之,语本《中庸》“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。朱熹注云,“祖述者,远宗其道;宪章者,近守其法”。

[十七]“周公思兼三王”云云,语见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周公思兼三王,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;幸而得之,坐以待旦”。意为:周公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君王,以施行禹汤文武的事业。其中有不合时势的,则仰头思考,夜以继日;有幸思考明白,则坐等天亮,立刻实施。

翻译

徐爱问对于文中子、韩退之的评价。

阳明先生说:“韩退之,不过是文人当中的特出者;文中子,则是贤能的儒者。后人只凭文词的缘故推尊韩退之,其实韩退之与文中子相距甚远。”

徐爱问:“文中子为什么会有仿造经书的过失?”

阳明先生说:“仿造经书恐怕不可完全否定。你且说说,后世儒者著述的意图,与文中子仿造经书相比,有什么不同?”

徐爱说:“后世儒者的著述,追求名声的意图不是没有,然而都以阐明大道为期望;仿造经书则完全像是追求名声。”

阳明先生说:“以著述来阐明大道,又是效法何人呢?”

徐爱说:“效法孔子删述六经来阐明大道。”

阳明先生曰:“既然这样,仿造经书难道不是效法孔子吗?”

徐爱说:“著述是对于大道有所发明。仿造经书似乎只是模仿其形迹,恐怕对于大道的发明没有补益。”

阳明先生说:“你认为阐明大道,是要使人反朴还淳而且体现于行事之中呢?还是要使人言辞华美而且仅仅用来夸耀于世呢?天下大乱,就是由于虚文空言过多而实际行动太少。假使大道昌明于天下,则六经不必删述。删述六经,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。自从伏羲画八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,这中间讲论《易》学的著作,例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类,十分繁多而杂乱,不知其有多少,《易》道因此大乱。孔子因为看到天下喜好虚文空言的风气一天天盛行,知道那些《易》说的蔓延将没有任何限度,于是拿文王、周公的学说来对《易》道加以阐明,认为只有这才把握了《易》学的宗旨。于是那些纷繁杂乱的《易》说才完全被废除,而天下讲论《易》学才归于一致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以及《春秋》都是如此。《尚书》自‘尧典’、‘舜典’、‘大禹谟’、‘皋陶谟’以后,《诗经》自‘周南’、‘召南’以下,譬如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等,所有淫邪的歌曲、放荡的诗词,不知道有几千几百篇;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中的名物制度,沿至此时也无法穷尽。孔子把它们都加以删削、阐述与改正,然后其中的错误说法才被废除。例如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之中,孔子何曾添加过一言一语?如今《礼记》中的各种说法,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,已经不是孔子的旧物。至于《春秋》,虽然号称是孔子所创作,其实都是鲁史的旧文。所谓笔,是笔录其旧文;所谓削,是削除其繁杂,都是有减无增。孔子阐述六经的时候,惧怕繁文祸乱天下,由于不能将六经再加删简,他只好让天下人都致力于去除虚文而追求实行,而不是要以虚文来教人。春秋以后,繁文越来越盛,天下越来越乱。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,是因为出于私意,又不应该焚毁六经;如果他当时是志在阐明大道,把其中各种反经叛理的学说,全部拿过来焚毁,亦正好暗合孔子删述六经的意图。自秦汉以来,繁文又一天天盛行,如果要完全去除,断然不能做到;只应当取法孔子,笔录其中接近于正确的加以表彰,那么其他各种怪诞悖逆的学说也就会渐渐地自行废除。我们不知道文中子当时仿造经书的意图如何。我是真切深挚地赞同他的做法,认为即使圣人再生,也不能改易。天下所以不治,只是因为虚文繁盛而实行衰亡,人们自出己见,以新奇的学说互相比较高低,目的是在俗人之前炫耀以博取自己的声誉,如此则只不过扰乱天下人的聪明、堵塞天下人的耳目,使天下人靡然争相从事于修饰文词,以追求知名于世,而不再知道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的修行了。这都是主张著述的人启发他们的。”

徐爱说:“著述也有不可缺少的。譬如《春秋》这部经书,如果没有《左传》,恐怕也很难读懂。”

阳明先生说:“如果《春秋》必须等待有《左传》而后才能明白,就是歇后谜语了。圣人何苦撰写这样艰深隐晦的文词?其实《左传》也多是鲁史的旧文,如果《春秋》必须有这些旧文而后才能明白,孔子又何必把它们删削掉?”

徐爱说:“程伊川也说:‘传是案,经是断。’譬如《春秋》书‘弑某君’、‘伐某国’,如果不明白其事情的细节,恐怕也难以判断。”

阳明先生说:“伊川的这种言论,恐怕也是沿袭世间儒者的说法,并没有把握圣人创作经书的意图。譬如书‘弑君’,则弑杀君王便是罪过,何必又追问其弑杀君王的详情?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发出,书‘伐国’,则诸侯讨伐其他诸侯国便是罪过,何必又追问其讨伐其他诸侯国的详情?圣人删述六经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,对于存天理、去人欲方面的事,则曾经论说过;有时因为别人请教,则根据他们各自的理解程度而加以论说,然而也不肯多说,担心人们专从言语上寻求,所以说‘予欲无言’。像这所有放纵人欲、泯灭天理的事情,圣人又怎么肯详尽地展示给人看?展示给人看,这就是助长叛乱引导奸邪。所以孟子说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这便是孔门家法。世间儒者只讲得一个霸者的学问,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,纯粹是一片功利的心,与圣人创作经书的意图正好相反,又怎么能考虑得通呢?”

阳明先生因而慨叹道:“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,还真不容易与他讲论这些事情。”

又说:“孔子说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’,孟子说‘尽信《书》,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’。孔子删述《尚书》,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的文字,不过保留数篇,难道再没有一事可以保留?然而所传述的只有这些,那么圣人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却只是要添上。”

徐爱说:“圣人创作经书,只是要去人欲、存天理。像五霸以下的事情,圣人不希望详尽地展示给人看,则确实如此。至于像尧舜以前的事情,为什么也如此简略而不稍微给人看看?”

阳明先生说:“伏羲、黄帝的时代,其事迹稀阙、疏略,流传下来的很少。这也可以推想而知。当时全是淳厚朴素、颇无文饰的景况。这便是太古时代的治世,不是后世可以比得上的。”

徐爱说:“像《三坟》之类的书籍,也有流传的,孔子为什么删除它呢?”

阳明先生说:“纵然有流传,时代变迁,也渐渐地不合宜了。后来风气越来越开放,文饰一天天胜过从前。到了周朝末年,即使希望以夏朝、商朝的风俗来改变,也已经不能做到了,何况是唐尧、虞舜的风俗呢?又何况是伏羲、黄帝时的做法呢?然而其治法虽不同,但其治道则一样。孔子对于尧、舜则远宗其道,对于文、武则近守其法。文、武之法,就是尧、舜之道。只是因顺时代变迁来实行治理,其间的设施政令已经各自不同。即使是夏朝、商朝的事业,拿到周朝来施行,就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。所以‘周公思兼三王,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’。何况太古的治法,哪里还能再次施行呢?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忽略的。”又说:“专门从事无为而治,却不能像三王那样因顺时代变迁来实行治理,而一定要施行太古时代的风俗,就是佛、老的学术;能因顺时代变迁来实行治理,却不能像三王那样完全依据于道,而是以功利之心来实行,就是霸者以下的事业。后世儒者中的许多人讲来讲去,只是讲得个霸术。”

心得

尽信书不如无书,我们学习的时候应该带着思考去学习,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,已经当下的环境,而 不是直接照搬。
每一个人的经历与成长环境不一样,承受能力不同,所以没有完全复制的两条路,都得靠自己摸索与试拙。
就像国家政策也是一样,无为而治固然是好,但是如此一直延续下去,那汉武帝也不可能创造后世敬仰的辉煌,也就不会有河西走廊,至少不会那么早。
好的思想固然重要,但是要适应这个时代,而不是拿来主义,直接用。那样就可能会适得其反。

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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